问题二，我们的选民，是否充分认识到，手里这一票，可以带来如何严重的后果？如果因为当初没这认识，所以我们轻率，或愚昧，那么我们因自己的轻率或愚昧而被一个难以忍受的无格领导人所折磨、所惩罚，是否也正是我们应得的教训，应付的代价？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是不是正是我们和民主制度定下的契约？

　　问题三，如果这一次，因为太愤怒了，不愿意等到下一次的选举而采取街头施压，是不是以后每一次发现自己选错了人，我们都得用集会游行的方式逼他下台？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耐心等候四年一轮，用选票“删除”他，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不等候，直接发起群众运动？那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

　　问题四，是什么制度，产生了陈水扁？是什么制度，给予他如此大的权力？是什么制度，纵容了他专权，鼓励了他堕落？是什么制度，使得我们发现了一个领导人的专权和堕落却无法使他下台？政党政治又出了什么问题，使我们痛心疾首到这个程度又找不到出口？如果产生“陈水扁”这种政治人物的制度，以及维系这种制度的思维和文化，我们今天不去彻底面对和处理，而只锁定在“把陈水扁拉下台来”一个单一题目；请问，下一个上台的人，在同一套制度里玩弄，难道会有不同的嘴脸？

　　对台湾的空转处境，我们都很忧心；对一个失去理想的执政党，我们都很失望；对一个无能又无品的领导人，我们实在愤怒，但是，愈愤怒就要愈冷静。在这黑盒子打开、苍蝇飞出的时刻，“打不打得死脸上的苍蝇”不该在媒体炒作下变成人民发烧注目的“惟一”议题，更不宜把它定位为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了解为什么黑盒子有苍蝇，举全力去追究苍蝇藏身之处，彻底清理黑盒子结构本身，才是真正重大的任务。否则，你打死了这一团苍蝇，黑盒子依旧，下一团正等着出发。

　　我甚至于担心，正因为“一巴掌打死脸上苍蝇”这个急促动作会很痛快，它很容易凝聚了人民的感情，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而“陈水扁”黑盒子的真正问题——结构的、制度的、思维的、文化的，都被推到边缘。制度的检讨、机制的改造、人民本身民主素养的深化等等，在寻找宣泄的愤怒情绪中，都会被认为是高调、空谈、缓不济急，而被遗忘。然后，有一天，唉，我们又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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