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年年有，今年“怪事”多。编者特选择高考“怪现状”三则，以飨读者。

　　道歉的悲哀(作者：五岳散人)

　　6月25日全国高考成绩公布后，山西榆社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当晚榆社县电视台就播出公告:“因今年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榆社县委常委会诚恳地向全县人民致歉，同时决定对榆社中学领导班子实行全员停职待岗……县委常委一致同意道歉”。这年头，矿难死人都很少能听见道歉，为了教育质量能够道歉并采取措施，实在很令人感动。但在感动之余，也不免想想这感动的基础是什么。

　　科举考试虽然废除了近百年，但上大学跟当年的中秀才还是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要在读书上“讨个出身”。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地县委的“道歉”，多少会为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所感动:教育要是抓好了，更多的学生能跃过龙门，当然是好事；而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必然导致许多学生失去了“光明的前途”，作为一方的父母官，为这个而承担责任还算是很注重治下百姓之幸福的。

　　不过，这种感动的原因也是悲哀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成绩大滑坡导致升学学生减少，于是一些关心百姓未来幸福生活的官员就道歉，只能证明我们这里的出路实在不多。要是出路足够多的话，考不上大学还有其他方式改变人生，这世界上有无数的职业并不需要大学的知识，可惜这些职业并不被视为“光明的前途”。

　　另外一个悲哀的原因，是那些学校领导的下场。按照这个公告的说法，该中学的领导班子已经实行全员停职待岗了。任何具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学生考学这事其实比种萝卜更不好控制。种萝卜只要有个好种子，再加上风调雨顺就可能丰收，实在不行还有塑料大棚可以派个用场。学生考试不好的责任全归在学校领导头上，他们恐怕就比窦娥还冤。种萝卜都还有个丰年歉年，学生一次考试就把学校领导都弄成下岗，确实也是过分了些。

　　单是校长下岗也没有什么好悲哀的，毕竟校长不当了还可以当老师。这事的悲哀在于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只要学生考试不好，阁下就别想当官了。以后成为校长的人，只能把升学率当作唯一的目标。而我们都知道，虽然提倡了多年的素质教育，我们这里其实还是一种应试教育。这样的惩罚方式，除了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以成绩为最终目标的学生和老师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现在，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道歉”的意义所在了。这个道歉的深层原因，是我们这里给予农村孩子或者小城镇孩子的出路实在有限；而这个道歉以及处理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是更加重视应试教育，把所谓素质教育抛到了一边。说句老实话，这样的一个道歉是否值得感动，真让人怀疑。

　　这倒让我想起曾经学过的《范进中举》。范进中举后一时兴奋过度，呈现了我们现在说的“精神过度亢奋”的症状。他老丈人给了他一巴掌，他就清醒了。然后他老丈人去道歉，并且把自己手痛这个现象归咎于打了“文曲星”。这故事虽然谈的是中举，但精神内涵还是跟这次道歉有相通的地方:都是把升学或者中举当作了人生目标，至于是不是有真本事倒在其次了。我个人最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就算通过这个道歉能产生出更多的小范进，又能如何？

　　港大的拒绝，最有力的批判(作者：小七)

　　总有一些迷宫般的公司，可以把所有的管理大师搞得灰头土脸。同样，总有一些话题，比如中国的教育制度，可以把所有的评论者变成摸象的盲人。

　　近年来，中国的高校改革，新制度层出不穷，但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弊端固然易察，但改正却绝非易事。前几天，北京大学取消了博士生导师终身制，对博士生制度进行改革。许纪霖教授在本报撰文呼吁，淡化博导唯有一个办法，就是与国际全面接轨:改变已经陈旧过时的四级职称制，实行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职称制。

　　三级职称制的确有它的好处，实行起来，也的确可以改进中国高校现存的某些弊端，但怕就怕到后来也会滋生出种种新的怪现状，而这些怪现状，却是外国的三级职称制所没有见到过的。于是，中国的许教授就很可能连同外国的三级职称制，一起破产。而我们的大学，却仍像迷宫般岿然屹立。

　　那些无法治理的迷宫般的机构，往往具有一种魔力:好人进来以后，会迅速堕落成坏人；好的制度执行起来，效果比坏制度还要不如。这些机构，就好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彻底腐败堕落的城邦，只能指望上天赐予他们一个精明的暴君，否则就永远也无从出现良好的风气，而这样的风气，才是安放新制度的基石。

　　今天，马基雅维利的暴君式流血改革，自然是行不通的，但是马基雅维利务实的态度，却仍然是明智的——那就是，不要迷信新的制度。除非能对旧的风气实施实质性的打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变得面目全非。

　　意外地，我们发现，还有一种力量，来自外部世界的力量，有助于一起打破这困局。据报道，香港大学今年自行在内地收取本科生，17个省市共接获4848份申请；在最后录取的250人之外，11名各省市状元面试后被淘汰。据悉，大部分地区的申请者，高考成绩均超过顶尖学府的入学分数，北京及上海分别有近4成及5成申请者分数超过北大、清华录取的分数线。港大以写论文及考文法为主的英语笔试，淘汰了大半内地的申请者，其后，2521名学生仍要经过10多名教职员面试考核。面试中，每6位申请者组成小组进行讨论，由两位港大职员逐个“打分”。

　　这真是对我们的高考制度最好的批判；也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真正有力的。那4848份申请，也是对我们的大学，对北大、清华最好的批判。虽然近20年来，一些最优秀的毕业生、最优秀的青年教师们，已经通过出国深造这样的行动，对我们自己的大学作出了最有力的批判。

　　但是，这个批判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教育日益开放的形势下，直接触及到本科招生这个所有大学的命脉。正如某名校校长所说，名校之所以是名校，是因为它即使什么也不做，也能招到中国最好的学生——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也首先是指本科生。

　　“武器的批判”胜过“批判的武器”，一个前来抢夺优质生源的大学，胜过了无数篇献计献策或者刻毒嘲讽的文章。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开放教育，不能直接触及问题的根本，则一切改革、一切新制度，都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如果不信，可以把港大这一次的考试方式搬到我们这里试试看。

　　被家长“挟持”的神童(作者：蓝艺)

　　10岁的神童张炘炀要上大学了。在今年高考中，张炘炀考了505分，超过辽宁省二本分数线47分。真是神童！但我仔细看了相关报道，发现喝彩者寥寥，大都在字里行间表达出一种善意的忧虑:10岁的孩子，心智的成熟能适应大学生活吗？

　　这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少年宁铂作为神童第一次走进我们视野时，举国上下学宁铂的情景。从当年对少年宁铂的举国效仿，到现在对“神童”现象的质疑和冷思考，说明整个社会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已经越来越理性、人性和进步了。但该说的还是要说，因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强化和认知。例如，神童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什么用？

　　我们知道，报上宣扬的神童，大多是用来学习或考试的。炮制这样的神童，除了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伤仲永》素材，在文学写作上增加一些想像力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大凡成功一点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仅仅靠智商，更靠情商。决定命运的是性格，是精神气质和内在品质，而不是考试成绩。如同一棵树，让它在温室里长高很容易，可让它和野外的树木一样苍劲、耐得住风刀霜剑，就难了。

　　神童说到底还是离不开一个“童”字，而一个孩子应该有的，是游戏、同龄人及岁月才能给予的精神财富，当神童把过多的精力都用于频繁的跳级和对新知识的猎奇时，其作为孩子的生命架构就不知不觉发生了比例失调——身子的整体发育萎缩了，而脑袋独大了。当有一天弱小的身体支撑不了沉重的头颅时，整个神话就轰然倒塌。因此，我们看到王思涵的黯淡，看到魏永康的陨落。

　　可见，当不当神童、培养不培养神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非做不可的理由。

　　孩子虽然是父母的“产品”，却因其有生命的特殊性而享有独立的尊严，从诞生的那一瞬间开始，孩子不仅属于父母，还属于他自己，属于社会，父母并不具有对他任意雕塑的特权。因此，任何父母都不能把孩子当成工具或做成工艺品，用以完成自己未遂的理想或装饰成顶上花冠。孩子和父母并没什么两样，都是到人世走一遭。大家奔的目标也一致，幸福和快乐。只不过，在“怎么走”上，存在差别。在这里，有些父母的坚持很让人恐惧，他们执拗地认为，只有按照他们的安排，才是正确的道路。其实，他们并不能证明，他们自己的路就是捷径，比别人离成功更近。

　　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多家长都是知道的，关键是知与行不是一回事，望子成龙和功利之心之间，往往只差毫厘。有时望着望着，孩子太多的闪光点就成了父母头上的夜明珠，光亮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里的一部分，他们不能接受平庸的脆弱甚至强于孩子，尤其对遭遇到“神童”的家长来说。家有一个“神童”，父母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谁也不知道怎么样是对孩子更好、更合适、更能充分发挥他天赋的方法。于是，“神童”往往被家长们“挟持”，让他学习、跳级、考大学成了家长们的本能反应。

　　教育专家应该在这方面给家长提供更多有益的辅导和帮助，除了教育他们的平常心以外，还要在教育机制上给“神童”们提供跨年级跨校听课等便利条件——在体制改进之前，家长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校妥善沟通，让孩子特长的学科得到满足，而其他方面和同龄孩子同步成长。这样，到了大学后，他超长的学科既可得到更多深造机会，又能避免人格和社交障碍。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