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提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样一个机构，您可能觉得并不熟悉，这是在1958年成立的，但是要提到它的成绩，我们就会觉得并不陌生了，比如说像原子弹的爆炸、氢弹、中子弹，还有核武器的小型化，这一系列中国国防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和这个机构50年风风雨雨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这样一个中国惟一的核武器研究机构的核心价值理念为什么是筑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今天我们请到三位嘉宾，做一个介绍，首先要介绍的是曾经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现任高级科学顾问的胡思得院士，欢迎您。

　　胡思得：您好。

　　李小萌：旁边一位也是曾经担中物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杜祥琬院士，欢迎您。

　　杜祥琬：大家好。

　　李小萌：旁边一位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的所长邓建军，也欢迎您。

　　邓建军：大家好。

　　主持人：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关心，因为像中物院就在绵阳，而今年5月份大地震就在那儿，对中物院的损失大不大，当时人们是做了些什么？

　　邓建军：因为这次地震当然给四川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是一个大的灾难，对我们院里面一些重要的核设施，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险情，通过大家在这种地震的危险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及时地抢救，最后避免了险情的发生，最后保证了我们设施的安全。

　　李小萌：当时抢险的场景是怎么样的？

　　邓建军：因为当时很突然，很多同志在跑出来之前都是第一个想到的，先保证设施的安全，及时采取措施，基本上保证这些之后，我们才往外跑，所以这些方面，大家第一个意识还是保证我们设施的安全。

　　李小萌：当时听说地震，你们两位第一反应应该也是想到绵阳这边吧？

　　胡思得：我首先想到，因为开始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地震，后来知道这么大地震，我很关心我们的核设施，我们的人员是不是安全。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核设施，刚才讲采取的措施还是相当得当的，避免了核泄漏，这种事故没有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

　　杜祥琬：你刚才的问题也包含了很多国外的朋友也担心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出事情，应该说绵阳是个重灾区，但是我们院所在的地区，它有影响，比如我们的房子很多裂缝，但它没有倒塌，我们院的房子没有倒塌，所以没有出现那么大的事故，核的安全是得到保证的，这点大家还是比较放心的。

　　李小萌：在50年的时候经历这么一个地震，不管是硬件的核设施还是作为人，都经历了这个考验，应该说50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作为我们外界的人说起来，中物院最大的成绩，两弹、中子弹等等，但是作为你们讲起来，觉得对于新中国这个国防做得最重要的贡献，你们怎么说？

　　胡思得：其实核武器是一种威慑力量，邓小平同志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就是你有我也有，你要想消灭我们，你也得受到报复，迫使你不敢用，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就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核武器也就是起到这个责任，使得一些其它的有核国家不敢对我们使用核武器，我们的核武器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做了我们自己的贡献。

　　1945年7月16日，研究的成果终于大白于天下，巨大的蘑菇云团在新墨西哥州上空生起，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引爆成功。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20天以后，这一杀伤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就被运用到了正在进行的战争当中，为了迫使日本投降，美军在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原子时代的到来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人类的命运与世界和平却开始遭受更大的威胁与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在海上核试验的成功再次给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原子弹的巨响使整个世界陷入了核恐怖之中。

　　1949年8月29日苏联首次原子弹试验，1952年10月3日英国首次原子弹试验，1952年10月31日美国首次氢弹试验，1953年8月12日苏联首次氢弹试验。

　　而苏联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原子弹研制的突破，主要得益于间谍战的成果，一位在美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的科学家向他们透露了大量研究资料。经过了这一泄密事件之后，美国及其同一阵营的国家对于原子弹技术采取了更为严密的保卫措施。此时，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别说核武器研制，就是“原子弹”这个词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开创中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可谓困难重重。

　　李小萌：胡院士，其实从中物院的前身，1958年成立您就在，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技术方面的被屏蔽吗？

　　胡思得：我们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第一，大家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调了好多专家，他也不知道原子弹怎么做，所以资料非常缺乏，因此每走一步都要论证你走的这条路线正确是非常之难的。我觉得我们有很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发扬学问民主，这样就把大家自主创新的这种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当时我们在突破氢弹的时候，讨论氢弹的方案是怎么讨论的？我们就在大食堂里开会，把某一位同志的计算结果跟大家共享，做出共享，有的人坐在地上，有的人坐在凳子上，有的人坐在桌子上，有的人站在桌子上，没位置就站着，大家这样来议论氢弹应该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李小萌：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场面讨论的是跟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杜祥琬：我们那个时候把它叫做鸣放会，你有什么想法你就上来，你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还是你是所领导、院领导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学术上是民主的。所以提出很多条途径，怎么突破这个氢弹，然后来论证哪条途径是科学的，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成功。

　　李小萌：这种气氛今天听起来都很令人向往，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由这样的一种气氛被营造出来？

　　胡思得：我想一方面，大家谁都没搞过，没权威，即使这种全国调来的专家，他们也不知道原子弹、氢弹是什么样子。第二，我觉得这些领头的先生们，他们都非常谦虚，比如我比他们早来了几天，他们有时候给我们讲课，有的时候我们给他们讲课，所以你看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早看了几天书，他们都很认真地听，所以像这种互教互学，平等的这种气氛，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突出。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学术民主，很自由地来发表意见，我觉得最近温总理讲到要发扬学术民主，这个气氛对我们发展科学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在发展两弹过程当中，这个精神发挥得非常好。

　　李小萌：一方面我们当时面临着其它国家核武器的这种核威胁，一方面我们在技术上得不到该有的支援，其实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叫596是吧，这个背后的故事您给我们讲讲。

　　胡思得：在1957年的时候，中苏有一个新国防协定，本来苏联帮助中国来提供教学模型，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他们最后就撕毁了这个协议，把专家也撤回去了，把所有的资料都拿回去了。所以这样完全靠我们自己，当时面对着刚毕业的大学生，全国调来的学生，就靠这样大家干起来的，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条，刚才杜院长提到，大家爱国主义的精神，就是一定要争这口气，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当时美国用核武器老是来威胁我们，苏联当时又背信弃义了，他们就撕毁协议，走了。所以当时我们憋着口气，所以就发愤图强，当时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给我们座谈的时候，这个愤是愤怒的愤，大家确实憋了口气，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可以说真正日以继夜地干，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手要用计算器，不像现在用很大型的计算器，三班倒，特别是生活困难的时候，好多人浮肿，当时的支部书记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十点钟，要让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回去睡觉。

　　李小萌：劝回去睡觉。

　　胡思得：劝睡觉回去睡觉，他们有个任务，12点钟的时候，我们动员把大家还是要回去睡觉。

　　李小萌：精神的力量，动力是最大的。

　　杜祥琬：你问的596具体的名字，它就是因为1959年6月撤了专家。

　　胡思得：苏共中央当时给中共中央一封信，就是1959年6月正式一封信。

　　杜祥琬：后来说要搞这个东西出来，给它起个什么名呢，首任院长李觉将军说那就叫596吧，这么来的。

　　李小萌：真是赌一口气，一般我们会取一个比如说喜庆的数字、吉祥的日子，结果是别人撤出专家的日子，撕毁协议的日子。

　　杜祥琬：尤其是争气的名字，争气弹。

　　李小萌：在这5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一定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人物必须载入史册，也有很多人会留在各位的心中，我想每位给我们讲一个您认为在中物院或者说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人，让您敬佩的人或者印象深刻的人。

　　胡思得：我1958年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分到所里，我们去跟邓稼先报到，办公室只有三个人，我们也只有三个，去报到，邓稼先是个非常好的领导，很平易近人，我们都叫他老邓，不叫邓主任。

　　李小萌：你们年龄上也差不少呢。

　　胡思得：我跟他差12年，他非常平易近人，比如讲我举个例子，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房子刚盖起来，没有暖气，到冬天北京是非常冷，我们礼拜六、礼拜天都得要看书，我们看到一半的时候，看到十点钟了，到对面的副食商店里边，有大的火炉，烤手，烤热了再回去，有一天邓稼先过来了，也在烤手，他也一样没暖气。当时我想这么高级的领导，当时他调到我们单位里第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从美国回来的，想他都坐在这儿烤火，我们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话说呢？所以他从一开头，等于是我们搞理论的，一个核心，他对周围的同事都很团结。

　　李小萌：平易近人，同甘共苦。

　　胡思得：所以像这些精神都非常非常值得学习。

　　李小萌：所以我想您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您的下属和后一辈的对不对？

　　胡思得：我应该向他学习，努力做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