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李昌平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曾担任湖北农村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3月,致信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广泛关注。
农业补贴政策完全正确
新京报:8年前,您对农村的判断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8年后的今天,您的判断是什么?
李昌平:现在的情况比8年前好很多。
8年前,农民不仅要交田赋(税和费),一亩好几百,还要交人头税(小孩和老人都要交),人均都在百元以上;农民种地普遍亏本,劳动力被迫外出“盲流”,撂荒占到50%以上,如果没有打工收入,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经营会破产。乡村债务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多数乡镇财
政欠债,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村级债务几乎村村有外债,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农民购买力相对80年代大幅下降,乡镇企业产品市场急剧萎缩,农村经济非常凋敝;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情况非常普遍;每年都会发生多起因强征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干群矛盾非常尖锐。
现在,农民负担减轻了很多,种粮和购买农机具还有补贴,种植业和养殖业有了很多发展,农民收入相对90年代有明显增长。义务教育基本免费,合作医疗全面推开,农村养老已经起步,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农民开支和负担大幅下降了,干群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新京报:怎么评价8年来的农村政策走向?
李昌平:8年来,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给农民和农村带来了很大改变,今后还要加大力度。
农村有七个问题亟须解决
新京报:这8年,有没有回过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湖北农村?今天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昌平:我很少回到监利了,太多的就不知道了。但我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农民和基层干部朋友,由于工作的性质要经常下乡,对全国农村的情况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全国农村最近8年都有明显改善,但有些问题还亟须解决。一是有些地方“讲老业”的苗头开始出现,所谓“讲老业”,就是这地60年前是我家的,道听途说要恢复“地主制”(私有化)了,一些人就开始“打招呼”,要收回自己的地。如现在一些地方给新婚家庭分配宅基地,即使在土地部门办理了手续,在开工之前还得征得60年前“地主”的同意后才能做房子,否则是会有“麻烦”的。
二是农民发展经济的空间有待拓宽。80年代,农民由种植业逐步向养殖业、加工业、储藏业、流通业、建造业、金融业等进军,收入不断增长。现在,龙头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不断向农村和农业进军,农民只剩下种植业和部分养殖业了,农民在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获得的收益在下降,小农家庭经营越来越依赖城市打工收益维持。
三是有些农村强势联盟(资本、黑势力和腐败官员)抬头,一旦农村市场经济朝着吴敬琏所说的“坏市场经济”异化,公平和自由交易将越来越稀缺了。
四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有力无处使,这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80年代既不靠积极财政政策,也不靠引进外资,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发展得非常好、非?。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一靠中央拿钱,二靠引进外资,否则,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手脚被1990年以来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给制住了。更严重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不仅形成了“严重的依附性”,甚至连表达自己意愿的愿望都没有。
五是农村和农业有失去“两个市场”的趋势,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招商引资引进来的境外农业资本集团抢占。国内的大豆产业及其市场份额已经被外国农业资本集团抢占,奶产业、棉花产业等也存在危险。
六是农村金融正在向外国银行和私人银行开放,在农民合作、互助金融方面还没有起步,政策性银行还没有与农民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对接的情况下,过早向外资银行和私人银行开放农村金融,对农民和农业是有害的。
七是党对农村和农业的领导。80年代有省委书记住农村的传统,现在基层干部多是“走读生”了。
三中全会实实在在扩大农民权利
新京报: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全文公布,这份改革纲领中,您认为哪些地方是对过去最大的突破?
李昌平:有很多突破,重要的有:一是领导将更多关注三农;二是政府征地范围做了限制,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让农民和农民集体可以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三是农民工市民化待遇;四是确定发展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为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主要模式和实现路径;五是首次将农村金融发展提到“核心”地位,准许并扶持农民组织发展合作互助金融,第一次给了农民发展金融的自主权;六是扩大农民的担保物品,增加了农民发展的“本钱”;七是逐步按人口数量同比例安排县乡人大代表。
说上述措施是突破性的,是因为和过去不一样,是实实在在扩大农民权利,增强农民发展动力,完善农民自主性。(文章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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