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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佚名
进行曲与新民歌的繁荣
随着全国解放，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自《歌唱祖国》到《我们走在大路上》，王莘、李劫夫、瞿希贤、傅庚辰等作曲家在进行曲创作中大获成就，李劫夫尤为其中的佼佼者；晨耕、唐诃、生茂、傅林、遇秋、吕远等部队作家在新民歌创作上显示了很强的实力；雷振邦、石夫则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上有独到之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霞》等大型声乐作品中的选曲也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特别是群众歌曲的创作，呈现着良好的态势。合唱、齐唱、独唱、重唱、表演唱等体裁形式均有佳作。当属我国歌曲创作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仍以进行曲与新民歌创作为主，其中进行曲逐渐偏重于抒情性(如《一代一代往下传》)。新民歌创作则有以民间素材变化发展(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再创作(如《克拉玛依之歌》)两种趋向。此外，圆舞曲(如《我爱祖国的蓝天》)、说唱歌曲(如《八月十五月儿明》)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以《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乔羽词、沈亚威曲)为代表的颂歌类大型抒情歌曲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体裁。各种风格的歌曲在民族化上都有明显的成就。旋律或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础，或以少数民族音乐为素材。配器或用民族乐队，或用管弦乐队，手法比较传统。广播电台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群众性集体歌咏是最普遍的音乐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歌曲演唱以民族与美声相结合的唱法为轴心，产生了像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郭颂、胡松华、吕文科等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唱演员。这一时期的优秀歌曲作品多收集在两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中。
抒情歌曲的复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逐步在各个领域推行�！拔母铩钡纳撕塾敫母锟诺男朔�、喜悦之情的交织，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心态。反映到歌曲创作领域，即是抒情歌曲的复兴。首先获得群众推许的作品为《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笆迨资闱楦枨贝砹�80年代初期群众歌曲的成就。它继承了开创于30年代的抒情群众歌曲，特别是50～60年代抒情民歌群众歌曲的传统，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
这个时期活跃的作曲家既有“文革”前期及中期已蜚声乐坛的唐诃、吕远等，又有“文革”中方崭露头角的王酩、王立平、施光南等。
其中，王酩的歌曲创作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凯传词)到日后的《知音》(华而实词)，显现了处理抒情题材的能力。他的旋律委婉动人、一波三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王立平在《太阳岛上》的创作中已带上了流行音乐的节奏因素，此曲的演唱也使郑绪岚一举成名。
张丕基在《三峡传说》电视风光片中写作了一首《乡恋》。这是一首吸收了探戈舞曲节奏的歌曲，由李谷一用“气声”演唱，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招致尖锐的批评。嗣后，由苏小明演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的《军港之夜》也受到同样的非议。
在器乐领域，王立平为纪录影片《潜海姑娘》的配乐造成了一股夏威夷吉他热。上海、广州的轻音乐队也已组建成形。
由“十五首抒情歌曲”奠定的写作风格成为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主要流派，并于80年代前期居统治地位。此时的抒情歌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而是处于“文革”之前的群众抒情歌曲与80年代中期的流行歌曲之间的一种过渡体裁。
与抒情歌曲复兴相对的是进行曲创作的衰退。除1981年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贺东久、任红举词，朱南溪曲)外，直至80年代末几无其他成功之作。
港台流行音乐的传入
伴随经济的改革开放，海外家电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大陆，打先锋的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合的录音磁带，其势一时颇为迅猛，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其次有刘文正、凤飞飞、张帝等。
邓丽君由于其个人风格的成熟和完整在大陆获得了广泛流传，并对大陆流行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代女歌星和流行乐作者从邓丽君盒带的演唱和配器上得到启发和示范。歌星程琳、段品章等人则由于模仿邓丽君惟妙惟肖而得“小邓丽君”之称。
刘文正的演唱也同样影响到大陆第一代男歌星的演唱。王洁实、谢莉斯二人由演唱以刘文正为本的校园歌曲而成名。同时，校园歌曲作为台湾年轻一代流行乐创作上向现代过渡的成就也影响到大陆校园歌曲的产生。如《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韩先杰词、谷建芬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
港台歌曲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1980年前后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广州茶座上的流行歌曲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广州“紫罗兰”轻音乐队为流行音乐演出之先行者。
朱逢博、李谷一等率先使用流行歌曲唱法；朱明瑛、成方圆、沈小岑、程琳、王洁实、谢莉斯、郑绪岚、远征、苏小明、吴国松、任雁等以第一代歌星的面目出现。1980年9月23日，《北京晚报》主办《新星音乐会》，“歌星”遂成专称。
这一时期多轨录音刚刚普及，表演水平也不高。乐队还属小型管弦乐队略加色彩乐器如沙槌、夏威夷吉他的阶段。听众仍主要选择传统的抒情歌曲，流行乐的亚文化特征使它遭到不少批评。然而年轻一代的歌迷已经涌现，并迅速成为控制市场需求的主要社群。
1980至1984年间，歌曲创作领域仍以传统的抒情歌曲为主。1981～1982年间，有《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邬大为、魏宝贵词，铁源曲)；1983年有《鼓浪屿之波》(张黎、红曙词，钟立民曲)、《牧羊曲》(王立平词曲)；1984年有《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词，马殿银、周右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长江之歌》(胡宏伟词，王世光曲)等作品流传。蒋大为、殷秀梅、张暴默等人为很受欢迎的抒情歌手。
另一方面，港台歌曲仍在不断输入。首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其次是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等。再有是台湾流行乐作家侯德健带来的由苏芮演唱的《搭错车》插曲，尤以《酒干倘卖无》流传甚广。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不胫而走，广泛传唱。
至1984年间，自港台传入走红的歌曲多以爱国主义题材为主，与内地同类题材相呼应而汇成一体，完整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心态。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同时为流行音乐这种商品化的音乐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流行音乐盒带及录音机的销量急剧上升。流行音乐的个体化欣赏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方式，电视业的迅速发展也提供了覆盖面极广的传播媒介。
此时，流行乐的词曲作者群正在慢慢汇集。广东作者毕晓世、张全复、解承强、李海鹰、徐东蔚等与老一代的邱有为、金发钟、司徒抗等人正在音像界活跃。刘欣茹、张燕妮等广东歌星已将海外歌星的表演形式带到内地舞台上。电声乐队逐渐成形。此时“扒带子”(即根据海外作品的录音记录总谱，再重新灌制录音)既是大量海外电视剧引进的需要，也成为内地作者学习掌握流行乐写作的重要途径。大批年轻歌手相继加入“走穴”(即流行音乐搭班巡回演出)的行列。
这是一个积蓄经验和实力的时期，也是群众音乐消费观念及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以模仿为主。市场则出现了动荡，一些庸俗低下的表演已经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批评。
(摘自《中国音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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