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到非西方事务，西方的“新闻自由”原则就被意识形态的偏执取代。最近，这条规律再次得到应验。几天前，有报道称，“德国之声”将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封口”。在此之前，德国体育信息社记者迪特·黑尼希也被解职。原因都是因为表述或报道有“明显亲华”倾向。

　　西方所宣扬的媒体“新闻自由”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骂中国”有自由，替中国说公道话却没了自由？是什么造成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以及对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严重偏见？这的确是有趣的问题。

　　实际上，媒体是西方社会复杂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它们扮演一部分社会监督者的角色，对政府、社会现象进行批评，进而成为体制内制衡各方的一种力量和平衡利益的工具。这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发展，其内部各种势力不断磨合的产物。如果纵观西方媒体报道的整体图景，就会看到，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内有效，维护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利益。而一旦走出西方封闭的利益体系，面对其他利益群体，西方媒体立刻散发出“独裁者”的味道，其面目令人吃惊。

　　这些年太多的事例向世人证明了西方的“新闻自由”在世界舞台上出了问题。在报道国际新闻时，西方媒体常常表现得西方利益至上、政治挂帅，以至于不顾事实、人云亦云。比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很多来华的外国媒体、游客惊呼自己的“中国印象”被颠覆了，百闻不如一见，面前的中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集体性的“印象颠覆”，就是因为之前存在着一个集体性的“印象骗局”。在绝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的西方人脑海里，中国是一个由西方媒体编织出来的形象，而制造过程其实是一个用西方价值观“量体”之后，对中国现实进行筛选、编织甚至捏造的“裁衣”过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版界、媒体界层出不穷地介绍西方社会的各种先进之处，所以当中国人真正走进西方世界，总体感觉并没有超出之前的预期，甚至一些人在看到西方社会的负面时，感到落差和“幻想破灭”。

　　反观西方世界，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中国经济进步、肯定中国政治进步的评述寥寥无几。如果中国没有政治进步，可能带来经济的腾飞吗？如果中国经济原地踏步，中国人现在的生活又将是怎样的面貌？对于中国人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事实，西方乐见的笑脸却不多见。每每双方出现摩擦时，就会立刻出现一批皱着眉头使劲向中国戳手指头的人，因为在“反华”思维的大旗下好乘凉，“逢华必反”是主流意识愿意走的老路。这条路虽然与事实背道而驰，但符合目前西方的舆论环境，走起来总是没有危险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和西方媒体比起来，这些年不断进步的中国媒体说了更多关于西方的真话，而西方媒体说了更多关于中国的假话。

　　“新闻自由”有时更像是西方价值观操纵的一个逼真的木偶，它的表演直接受西方社会认同的价值体系的干预。1999年科索沃冲突时，英国广播公司(BBC)驻贝尔格莱德记者约翰?辛普森以“在报道中未能与政府的口径保持一致”被斥为“没有达到一个老记者‘应有的标准’”，还接连遭到了英国政府的严厉批评。2003年6月5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不久，《纽约时报》两名高级主编因报道欺诈丑闻而被迫辞职。而在战争中，驻伊美军频频干涉记者的新闻自由，次数之多令人震惊，甚至给每个记者发了长达15页的“战地采访须知”，各国记者也必须遵守“三不准”的报道规定，否则就会被“清理出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资深记者彼得?阿内特“只是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就被公司解雇。布什老家得克萨斯州的一位记者，因为写了一篇反战文章，其专栏被报社取消……

　　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有线新闻电视公司记者克里斯蒂娜?伯耶松就“西方新闻自由”道出了真心话：“当局控制着媒体传播的信息，而记者则变成了当局的‘速记员’”。伯耶松曾和另外14名西方新闻记者合写了《黑名单》一书，称西方新闻自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这样的反思正应该从他们所坚持的“新闻自由”的狭隘性开始。

　　西方内部的“新闻自由”也并不像一些人标榜的那样干净，但这是西方内部的问题，在此不多议论。毫无疑问，西方媒体必须从心理上真正走出西方世界，拥抱全人类。世界在发展，非西方世界的亮点很多，西方世界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很多老观点显然过于陈旧，与事实格格不入。现在是西方媒体说真话，真正表现“新闻自由”的时候了。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承认，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多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这有些是历史造成的。逐渐填平这道认识中国的鸿沟，西方媒体大有可为。(单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