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这标志着“仇和式教改”在昆明开始启动。根据文件精神，学前教育改制这一块被政府部署为首要目标，总体任务是，到2010年民办学前教育比重要占到90%以上。(3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此举一出，争议四起。反对者认为，这样的改革过于强调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过于依赖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没有真正将幼教纳入公共产品的范畴；赞成者认为，仇和的举措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化。不过，虽然议论纷纷，但按照仇和的“不争议”的原则，改革还是在昆明铺开了。

　　在昆明，“仇和式教改”也许可以在“不争议”中铺开，但这种教改的大方向如果出现了问题，则又必须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讨论。毕竟，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的改革，关乎千家万户的利益，“仇和式教改”不但会在昆明产生影响，也很可能会在全国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

　　那么，先来看看学前教育意味着什么。学前教育研究的成果发现：入学前或在幼儿园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孩子，和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相比，两者入学之后，在接受能力和成绩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的难度将会增加，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这表明，学前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正因如此，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学前教育都被视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福利性。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已经把学前教育视为民族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制定详细的教育大纲、标准，政府也编列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英国已经启动了学前教育变成义务教育的工作，日本也开始着手推动学前教育免费化的进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有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事实上，发展学前教育，已经成为近年来教育领域的新话题。2006年，全国“十一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适时抓紧制定学前教育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重视学前教育”；2007年11月，教育部将学前教育立法纳入了今后五年的立法工作重点。

　　就我国的教育现实来说，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被极大地忽视了，成为我国各级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200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近6000万3岁—6岁的儿童，只有2179万人入园就读，入园率仅为36.3%。我国幼儿教育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2%—1.3%的水平，这一比例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国是16.4%。

　　著名学者杨东平调查说，城市地区的入园率虽然较高，但由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面临体制不健全、管理混乱、收费畸高、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上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超过上中小学的费用，并出现了不少“天价”幼儿园。在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还基本停留在空白或粗放型阶段，大量留守儿童缺乏监护和教育的现象不容忽视。

　　这些都表明，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学前教育不是由政府推给社会的问题，而是政府该如何从社会“收回”，将其纳入公共服务的范围，以更好地普及和发展的问题。由是而言，仇和将学前教育全部推向社会的教育改革，不但忽视了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且抛弃了教育的公共性。理性的做法也许应该是，无论是民办学前教育，还是公办学前教育，都必须依法保障儿童的“入园权”，使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