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维斗等十教授为了论证其每升燃油征收3-4元燃油税的立场，提出了若干理由，但这些理由很难经得起认真的学理推敲。

　　十教授首先陈述了中国近些年来石油进口大幅度增加的事实，并断言，“石油进口依存度突破50%，指日可待”。但是，即便中国的石油高度依赖进口，又怎么样？德国、韩国、日本不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石油？中国的外汇难道不是大多数投资于美国，好象人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安全的。

　　其次，中国目前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确并不可取，理当予以改变。但这种增长方式的形成与燃油低价格究竟有多大关系？直观地看，高能耗产业之出现，及企业对能源消耗的不敏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制度性原因，比如地方政府人为压低的土地价格，政府放纵劳工低福利所形成的低劳动力价格。我们看到，当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到最高水平的时候，企业的投资热情一点也没有减少。

　　此外，十教授建议基于经济学的逻辑：借高税收抬高燃油价格，从而促使人们减少需求，改变其消费模式。这实在是一种过于肤浅的经济学。人们的需求不完全是由价格决定的，那仅仅是经济学为了推理方便而假设的一种高度简化的行为逻辑。归根到底，人不是对价格作出机械反映的机器人，毋宁说，人的需求主要是由人的主观价值倾向决定的，而且这种主观倾向反过来也参与决定了价格。

　　欧洲之所以流行节能的小型汽车，很可能不是因为欧洲各国政府征收了高燃油税，或者在汽车消费税中对小型车实行了政策优惠。真实的原因其实在人的内心，也即，欧洲人普遍形成了一种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决定了人们自觉地选择节能的汽车。一种观念的生成，显然取决于教育、文化、精神等等多重因素，而与税收可能没有多大关系。反之，在人们的消费观念没有变化之前，即便实行高税率政策，也未必能够约束人们的消费冲动。(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