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一掷千金，牛气冲天，他们并不是一群只知道挖煤和挥霍的暴发户，当然这些人都开着好车住着大房，但是如果说他们赚钱后只知道享受，买悍马购豪宅，那么这不是山西煤老板的真实写照，山西煤老板绝大多数还是属于积极谋求发展、有胆有识的企业家的�！鄙轿魇〗�城市一位拥有两座30万吨煤矿的煤老板这样愤愤不平地说。这位陈姓老板不仅在当地拥有两座煤矿，而且还独资开发了当地一座有名的旅游景区，另外他在北京还正在筹建一座高新医药公司。陈先生认为，像山西这样一个能源大省，如果不抓住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投资相关产业，那么他的经营策略无疑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这位陈老板正是通过这两座煤矿来养活着他的其他投资。他在几年前开发的旅游产业中投资了上亿元，但是现在仍然没有看到一点收益，对此，陈老板并不担忧，他说，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虽然现在没有什么效益，而且还在不断赔钱，但是10年、50年之后就看到它的真正价值了。煤矿总有挖完的一天，但是旅游产业却是一本万利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增值而不会衰竭。

　　然而，几年下来他雄心勃勃投资的这个产业不仅没有出现好转的局面，反而有把他拖垮的迹象，去年陈先生又在北京投资了一个高新医药产品生产企业，他希望在北京投资的那个高新医药公司能扭转现在的困局。

　　在山西，像陈先生这样的煤老板并不在少数，开煤矿为他们在短时期内积累了丰厚的资本，然后他们拿着这桶金开始纷纷投资其他行业，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是，这笔资金有一多半投在了山西省外。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结果呢？

　　陈先生无奈地说，说到底还是投资环境的问题。在几年前投资旅游产业的时候，政府给了很多承诺和优厚条件，但是真正实施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够，旅游产业投资巨大，而政府这时候又不愿意对一个几十年后才能看到收益的项目出手援助，银行也不愿意支持，所以自己只能有一点资金投一点了，但是这几年明显有被它拖垮的迹象。而煤炭行业的成本和风险在不断加大，利润空间日益缩小，只能积极寻求其他出路。此时山西可投资的项目又比较少，所以最终在北京寻求到了一个合作项目，而北京的投资环境无论是软硬都远远好过山西。

　　事实上，促使陈先生最终选择在省外投资还有另外的原因。他说，这几年开煤矿虽然很赚钱，但是煤老板表面看着风光其实每天都是在提心吊胆夹着尾巴做人。工商、税务、公安、环保、安检、电力、政府等等，只要跟煤矿能够沾上边的人都可以来管煤矿，这些人哪一个都得维护好，稍有不慎你就等着停产整顿吧。一方面是地方财政要求连年翻番，不断下任务，一方面这些部门看到煤矿是块唐僧肉都不断来找麻烦，煤老板只能夹在中间当媳妇，左右平衡。

　　与此同时，社会舆论环境对煤老板的看法也比较偏激。在当地，煤老板虽然开着豪华车出入高档酒店，请客吃饭动辄万元，但是公众却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们，事实上，一些财大气粗的煤矿主们也的确在公众场合败坏了整个行业的形象，以至于人们对煤老板形成了一个概念化的认识，所以在省外投资更多地可以隐藏掉自己的这种身份。

　　拥有陈先生这样想法的人在山西的煤老板中占绝大多数。在山西左云开采煤矿的一名浙江籍余老板认为，现在煤矿老板要想真正融入到当地群众的生活圈中，和睦共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一方面有他作为一个外地人身份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地老百姓普遍和煤矿有着对立情绪，虽然他们每年都在给村里、乡里缴纳承包费等各种费用，有时候还提供免费用煤，但是老百姓们认为需要获得更多，所以产生这种对立情绪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时候，煤老板就只能寻求政府的帮助，但是政府在这时候也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就有煤矿和老百姓发生冲突的消息不断传出。余老板说，明年把全部投资收回后就不准备再干了。对于他来说准备撤身山西煤炭行业的原因，一个是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了，另一个则是煤老板似乎成为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而彻底缺失了作为一个商人应得的地位和尊重。

　　临汾市一位煤老板说，我们矿主其实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虽然自己手里有点钱，但是却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任何部门都可以给我们施压，老百姓又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黑心矿主草菅人命、瞒报事故的消息又不断给我们戴上负罪的帽子。尽管在临汾好多煤矿老板投资兴建了地方学校、改善了当地村落的人居环境，但是他们往往认为这是煤老板应该做的：你挖了我们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顾自己致富，就应该给我们补偿，给我们后代留下一些什么。

　　当然，拿了地方上的资源就应该给地方上应有的回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煤炭这种不可再生资源，但是这并不能换来他们对我们的尊重和认同。这名临汾的煤老板讲起这些的时候颇感无奈。

　　大同市政协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现在全社会对煤老板普遍缺乏认同其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在的煤老板大多是地方上的村干部或者只是普通农民摇身一变而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财富的迅速积累又让他们失去了商场上摸爬滚打的历练机会，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很尴尬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只是村庄中的一个一夜暴富者，这势必会造成和他们曾经在一个层面上的人们的嫉妒和非议；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在经营和处理各项事务上缺少更多的思考，往往冲动行事，这进一步贬低了自己的声誉；二是虽然有很多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煤老板在这几年试图转产，但是随着山西省资源价款的征收，他们又把资金重新投了进来，这造成了转产困难，让他们无法跳出“煤老板”的圈子。另外，由于佣工人员素质的偏低，煤矿安全资金投入的不足，导致中小煤矿事故较多，而国家和山西省对于安全事故一直以来处以重典，有些煤老板为了逃避重罚，采取瞒报手段，而这些事故一旦被揭穿，煤老板往往被推上公审台，媒体曝光，社会指责，这再一次恶化了煤老板的形象。而公众没有严格也不会严格区分不良企业家和所有企业家的界限，往往在逻辑上从部分推断整体。所以，煤老板们要想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