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最贵的铁皮”的上海车牌,历经一年急涨均价突破55000元,进入2008年随即掉头大跌至最低8100元,再次掀起一场车牌拍卖制度“存续还是废止”的争论。
车牌作为道路使用权限的凭证,如何淡出如今的“保值投资品”角色,回归公共资源的本来面目,是摆在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
大跌过后,并非皆大欢喜
听说上海车牌价格这般那般地“理性回归”,已在2007年11月份拍得车牌的吴雷不禁顿足捶胸。
2008年1月上海首次车牌拍卖结果显示:最低中标价8100元,较上月下跌41900元;平均中标价23370元,较上月下跌32672元,“腰斩”了约60%。
而吴雷2007年11月份投出的价格是54300元。2007年内,每月举行一次的上海车牌拍卖,每次均价都在4万元以上,历史新高被接连改写,最终定格在年末的56042元。
扶摇直上的数字,加固了车主们对车牌价格走势的预期。刚买新车的李文秀说,多数投标者都是先买车后拍牌,大多抱有“必中心理”,因此往往就在上月均价基础上增加几百元作为投标价,加之“经销商指导价”的持续抬升影响走势,于是,每月“追涨”就成为大势所趋。
1月7日,上海宣布调整车牌投标拍卖办法,剑指经销商哄抬价格、囤积车牌:一是鼓励购车者直接参与投标,而不是委托经销商代为投标;二是允许修改报价,增加拍卖信息透明度,降低中标价离散度。
新规一出,拍价应声而落。
然而,意料之中,不一定众望所归。记者采访发现,在外界为拍价大跌叫好的同时,此前已经拍得车牌的车主个个怨声连连,因为当时拍价比现在贵了不少,这些人成了“冤大头”。
政策风险谁负责
“买车牌能保值,绝不能等,越等越贵!奔易∩虾P旎闱乃匠党抵鹘鹆栌滤怠
这句话代表了众多上海人长久以来的想法。正是基于这种“今后更贵”的预期,不少车主一直选择“咬牙”尽快掏钱买车牌。
上海人对于车牌,始终怀着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而车牌则逐渐成了一个可以保值增值的投资品。李文秀说:“买之前希望下跌,甚至巴不得政府取消拍卖。等买回了牌照,反而很乐意看它越涨越高,今后抛出去还能挣钱。这就和买房子一样!”
在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看来,这种“围城心理”,在已拍牌者和未拍牌者之间加剧了某种利益对立,而随着政策的推行,拍牌者人数已增至数十万人,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吴雷说:“我们都是按照‘游戏规则’理性作决定的,哪知道规则说变就变,全然不顾我们的利益。”
那么,政策不连续造成的损失,由谁负责?
1月7日,有关部门公开处罚了8家哄抬车牌拍价的汽车销售企业。拍牌新规施行之后,为虚高拍价推波助澜的“经销商指导价”这一“看不见的手”被斩断,每场车牌拍卖之前由部分经销商提前在市场广为吹风预测价的“潜规则”趋于消亡。
但经销商似乎不太接受这种指责。曾在车牌拍卖市场扮演过“黄!苯巧纳虾R患移迪酃鞠墼毙炷乘担捍游颐堑慕嵌壤斫,一来,操作上必须水涨船高,如果下跌,我们转卖就亏损了;二来,牌价虚高,我们捞不到好处,最后不还都是交给政府了嘛?这算不算我们的贡献呢?
存废何去何从
车主“爱恨交加”,调控同样面临涨跌两难。摆在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是一道难题:如果车牌越来越贵,那么购车成本越来越大;一些车主转而前往周边省市上牌,机动车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的管理难度增加,并滋生出异地违规上牌的“灰色产业”;为控制总量,政府不得不削减外地车辆路权,车牌拍卖将遭其他城市更多的质疑。如果车牌变得便宜,那么“游戏规则”不连续,造成拍牌较早的群体不稳定;价格骤跌会给“黄!币孕碌目兆,部分人抢到低价牌后倒手转卖,点旺黑市,可能异化车牌拍卖的效果;门槛过低,导致限制私车的意图大打折扣。
“保持价格稳定”又会如何?同济大学一位交通专家指出,从总量上看,拍牌控制不了私车总量增加,交通负荷只会增不会减,本质上解决不了拥堵。
风险不仅在于价格的涨跌,更在于政策本身的威信。
上海是国内唯一实行私车牌照限额拍卖的城市。这一借鉴新加坡模式的做法,在各地的质疑声中坚持前行了14年。有关方面曾表示,这是上海目前交通现状下,暂时且有效的管理方式,的确控制了机动车增长。
对此,部分民众仍有疑问。疑问主要有二:一是上海自1994年启动车牌拍卖至2007年,财政增加收入约115亿元,这些资金用于何处?二是车牌拍卖与国家现行法规、产业政策相悖,地方政府如何顺应?
多年反对车牌拍卖的上海市民高深说,车牌是一种公共资源,是方便政府管理的凭证,怎能转变成增加公民负担甚至用于牟利的商品、投资品呢?
车牌拍卖能否就此废止?有迹象表明,管理者已在研究相关问题。专家指出,政策的取消同样不能简单化,政府需要辅以配套措施,提高排堵保畅的实效,同时,由于一度的“黄金车牌”成了“废铁”一块,对旧牌车主的补偿方案也不能缺失。
车牌拍价“风云突变”后,跌落还是回升?政策又将何去何从?车牌“投资品”的身份会不会变化?一个个问号留待未来解开。(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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