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已有20多年，但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却极其缓慢。有资料表明，1998年中国全年的电影放映收入是15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了每月一部的进口大片和若干部进口小片，仅当年一部《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收入就高达3亿元人民币。如果将外国影片的票房收入统统扣除，那么国产影片的票房收入可能连10亿元也到不了。而这个数字到了去年已经下降到了不足10亿元(包括进口影片)，也就是说去年中国人平均用于看电影的钱不到一块钱。而好莱坞影片在全球的发行收入在去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75亿美元。为什么中国的电影产业与美国有如此之大的差距？

　　在改革开放以前，电影公司不仅是影片的提供者还是电影院的业务管理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电影院放电影的收入近10多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已经成为各级电影公司的沉重包袱，所以一些省市的电影院便进行了承包、产权转让等的改革。同时一些城市开始出现国外或港台地区的投资者建立的新型电影院。伴随着这些改革诞生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各电影院不再只把放电影作为惟一的收入来源，电影收入在电影院的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直线下降。原有的大厅改成了小厅，而小厅里放的要么是走私的港台或国外影片，要么干脆是录像，电影院对于国产影片的依赖越来越小。

　　在美国，普通电影的票价约为2—3美元，而在美国刷盘子的最低工资一小时也有5美元，就连《泰坦尼克号》这样时间长达近3个小时，耗资高达近3亿美元的巨片，其票价也不过5美元而已，约合40元人民币。而《泰坦尼克号》在北京公映时，最高的票价竟高达80元人民币，比美国还高了一倍。结果中国的电影放映业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看电影的人少，所以电影院要提高每场电影的票价，电影票价越高，看电影的人就越少。

　　可以说，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电影业都受到好莱坞的强烈冲击，其中也包括像英、法、日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了扶持本国的电影业对抗外来冲击，各国纷纷推出优惠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投资外国制作的影片，或者在剧组中本国工作人员占多数的影片，给予本国影片待遇。

　　什么是本国影片待遇？就是减免大部分税收。在这些优惠政策的鼓励下，许多国家的电影业已出现复苏的迹象。像澳大利亚这样人口只有几千万的国家，去年的电影收入却高达4亿5千多万澳元(约合23亿元人民币)，《钢琴课》等影片甚至问鼎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英国去年的电影收入也超过10亿英镑(约合100多亿元人民币)。反观中国，在各行各业为了进入WTO而加紧进行法制建设的同时，中国的电影业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电影法，更不用说加以修改了。

　　中国电影近年来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盗版的强烈冲击。前几年，遭受盗版的对象还仅仅局限于进口大片，而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国产影片也成为盗版商的目标。进入今年以来，甚至连《生死抉择》这样的主旋律影片也不能免于被盗版。而且盗版商的嗅觉越来越灵敏，动作越来越快。他们不再只是像以前那样根据影片上映一段时间以后的票房高低再决定盗版的目标，而是在影片公映前根据宣传规模的大小就提前确定了盗版计划。像今年冯小刚导演的《一声叹息》，在正版影片在电影院公映之前，盗版VCD已经满地开花，质量比正版VCD的质量也不见得差。时至今日，也未见有关部门就此问题表态。

　　今年，有一部据说是用家用摄像机拍摄的恐怖片《女巫布莱尔》搅得全世界坐立不安。目前，此片仅在美国的票房就超过亿元。而此片的成本，一说是200多万美元，另一说法是仅仅3万美元。不管这两个数字哪个准确，此片在好莱坞属于小成本制作是无疑的。实际上，像这种低投入高产出的影片在好莱坞并不鲜见。好莱坞的许多制片机构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现在已越来越多要求地主要演职员接受与影片共存亡的“低片酬高分成”的做法，而许多有远见的演职员也乐于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片酬的高低实际上是取决于影片的票房成绩，如果影片不卖座，即使今天能拿到巨额片酬，明天也可能没戏演。

　　反观国内，几乎百分之百的摄制组采用的仍然是事先分钱的做法，许多演职员在投资方找上门来的时候，不是考虑自己能否胜任，时间上是否能安排得开，而是先问对方能给多少钱，只要钱给得多，其它的都可以不考虑。而即便是拿到了满意的片酬，这些人的敬业精神却没有相应地提高，仍然会因为某些小问题就拂手而去，到头来制片方出了钱还得低声下气三孙子似地去求爷爷告奶奶。于是，在中国的电影业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那就是电影不赚钱，可拍电影的都发了。好在这种现象现在已出现了改变的苗头，像紫禁城公司最近完成的《贫嘴张大民》的续集——贺岁片《美丽的家》就采取了主要演职员事先不拿报酬而后根据影片卖座情况分成的方式。

　　说了这许多，好像中国电影已经滑落到了谷底，但换个角度考虑，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自《生活时报》文：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