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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志宁
自1978年以来全国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例实在太低了，1980年最高，为17.1%，1998年最低，仅有11.7%，而美国的该比例，能达到50%以上。
全国被罩进“低工资制”的大网
经过许多年时光，国内的“贫富鸿沟”问题，终于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个在改革初期、乃至改革中期，一直被经济学界不予置评的话题，已经像纸里包着的火，再也无法掩盖了。目前国家承认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达到0.45。另据公布，仅在城市中，至2005年7月，低保人数已达2200多万，若按户均规模3.44人估摸，城市中比较穷的人，能够超过7000万。在农村中，仅失去土地、无法耕作的人数，现在就有4000万～6000万人。所以，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
但是，贫富问题现在是否已经被研究清楚了呢？并没有。不错，已经有些学者讲了几句要关心弱势群体、要关心“低收入者”的话，但是在我看来，至今经济学界在理论上没有击中中国“贫富问题”的关节。问题不在于是否空洞地说一声要关心“低收入者”，也不在于是否修订“个税”起征点。这些皮毛之举，完全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部，即：我国“低收入者”如此低的收入，到底有没有道理？
目前，中国的贫富之悬殊，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可以说，已经走到世界的极端。这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我的看法是：全社会许多群体和阶层出现贫困问题，主要是由于实行了“低工资制”。
“低工资制”是中国目前分配的主要格式，这个制度存在一天，贫困问题就无法解决。当然，看起来“低工资制”首先影响到的是城市居民，但由于目前已有1.2亿～1.4亿农民进城打工，因此“低工资制”对农民的打击是更大的。同时，在农村、乡镇企业的“工资部分”可能不进入“全国工资总额”的统计，但农村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受到全国“低工资制”浪潮的漫卷，对在企业就业的农民，实行的是更加低的“低工资制”。
“低工资制”不仅出现在国有经济单位，而且出现在私人企业。
可以说，全国的劳动者，都被罩在一张“低工资制”的巨大的网里。
“低工资制”源于何时何处
何谓“低工资制”，并不是只要工资低，就是低工资制。我们中国的低工资制，有其独特的含义。所谓低工资，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我估计，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尽管那时工人的工资也是很低的，但没有“低工资制”。因为那时，雇主方(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企)并不负担被雇员工的“社会保障”，雇主们给员工发了工资以后，什么都不管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平时期到来，1953年开始“大规模建设”，谁来建设？是“国家”，国家来筹集资金、投资建设。于是，大量的钱被集中到国家手中。
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实行过几次工资调整，不是普遍涨工资，而是有些高的工资被降下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在50年代也调减了一级。普通工人的工资也比较低。但是，相比以前，国家为城市职工提供了“公费医疗”、低房租和低学费。那时，除了中小学生和没有工作的老年人，都能免费医疗。在北京，通常工人家庭每月房租只有1～3元钱，小学生的学费是一学期2.5元，中学生5元。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行了“低工资”政策。就是说，在解决了较低水平的“生存保障”之后，国家给职工发放低工资，而由国家来负担房屋、医疗和教育这三大民生问题，而且长时间保持食品和各种日用品的物价稳定，直到改革前，全国物价的变动是很小的。国家企图以此来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
这就是“低工资制”的由来。
这种制度当然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低工资制”，国家节省了一道“手续费”。在西方国家，实行的不是“低工资制”，我们姑且称之为正常的工资制。雇员拿到了他应得的报酬，然后向国家交纳所得税，成为“纳税人”。个人所得税是西方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当时中国的“低工资制”，省了这么一道手续，但本质上，就相当于国家直接扣了人民的“所得税”。国家的主要收入，名义上，来源于企业上缴利润。这对于保证国家用于建设的资金，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有一定意义。
当前的“低工资制”造成极高的剩余价值率
2003年，我计算了自1978年以来全国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我发现，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实在太低了。尽管如此，还在不断下降。1978年以来，1980年最高，为17.1%，1998年最低，仅有11.7%。近些年来，始终在12%处徘徊，没有达到13%。
我曾就我的计算结果与一位美国的经济系教授交谈，他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会有这么低。他回国后把他的计算结果告诉我，美国的该比例，能达到50%以上。而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将近10倍啊。所以，美国实行的是“正常工资制”，而不是“低工资制”。
不过，尽管中国的工资总额很低，但能不能叫“低工资制”呢？还需要证明。
有人从表面上看，说我们的工资已经从1978年以前的40来块钱，涨到了今天的1000块钱了。涨了25倍，怎么还是低工资�。渴歉吖ぷ事�！我说，首先不能这么比。1000和40是不能做四则运算的，因为它们不是可比价格。凡可比价格，必须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如果我们没有不变价格可资计算，我又找到另一个办法，就是计算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
其结果，就是我上面算的。当然，奇怪的事情在中国总是有的，例如2001年全国工资总额是1.18万亿元，但当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达到了3.76万亿元。就算假设全体劳动农民的总收入有1万亿元，加在一起也只达3.76万亿元的60%。这还不包括房屋和汽车的消费。
那么，改革前怎么样呢？
我使用的全是《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改革前没有GDP统计，只好用大致相当的“国民收入”来计算。改革前最正常的年景是1956～1957年、1963～1965年，那时“工资总额”的比重远超过今天，可能超过5～10个百分点。
这未免使人大惑不解。“文化大革命”前，当时的“工资总额”是不包括房屋、医疗和教育费用的。对这几项收取的费用，完全是象征性的。如果这几项费用国家不再负担了，也就是说，要从“低工资制”转化为“正常工资制”了，那么，“工资总额”的比例应当大大提高。结果，改革以来，它不升反降，而且大大下降了。
当前的“低工资制”，可以说，造成了空前的高剩余价值率。因此，它极端地挤压了社会“总需求”，使中国经济总是处于“经济�；钡谋咴怠�
“低工资制”转化为“正常工资制”的途径
我认为，尽快将“低工资制”转化为“正常工资制”，对于中国经济就成了一项很迫切的“任务”。当然，在实际上，要完成这种转化，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工资总额的比例，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年增长个百分之几，大致上和GDP的增长相呼应。由于前几年医改、房改、教改一股脑压下来，由国家负担改为人民自己负担，担子越来越重，贫穷的人民苦不堪言。所以，至今仍然维持改革前的“低工资制”，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对于人民会越来越严酷。
主要的困难是，在国家推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后，“低工资制”虽然无理，但缺乏改变的途径。如果要改变，就必须承认并保障“工人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既然美国工人阶级有这个权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包括中国工人阶级也应当有这个权利(我这里说的工人，当然包括全体脑、体劳动的雇员)。但是工人“集体争议工资”，必须有工人自己合法的组织。这种组织目前很难被承认，理由是它对“稳定”不利。于是国家进入了两难选择。实质仍然是：富人、穷人，必须选择一头，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头做出让步。中国的事实是，穷人已经太穷了，已经无法再“让”出什么了。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