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时至今日，评价巴金仍让一些学者觉得为难。许多学者坦言，因为太近的距离，使我们很难恰当地找到客观审视一个人该具备的角度

　　李辉,长期研究巴金，传记文学作家，曾出版《巴金：云与火的景象》。作为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李辉长期专注于一些时代人物的历史研究。

　　当巴金活着时，我们还可以触摸到五四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巴金最后的日子？

　　李辉：最后这6年他事实上都是在病床上度过，人还健在，生命还在，但是与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直接的关联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发表作品了，而作家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他的高峰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随想录》期间，体现了他真正的价值，即参与社会，影响时代，干预生活，这些才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其实巴金本人一生都处在矛盾之中，真正想做的事情事实上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他早年想离开家庭，批判家庭，但是他事实上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他想成为一个斗士，但是事实上他又不是；包括他想安乐死但是又不能够安乐死。这种种矛盾使得很多年轻人不能够理解他。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晚年的巴金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李辉：我感觉他一直很痛苦，而且很忧郁。当然冰心说过一句话，痛苦的时候就是巴金快乐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我发现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永远在思考，在想问题。他总是对不能够达到他的理想，有一种忧郁，有一种不满，但是他又完全不能够控制进程。他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已经在作品里了。

　　巴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但恰恰是这样的人，又被时代赋予了最高的地位，成为偶像，而这又并不是巴金所愿意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巴金解放后最有创作力的时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似乎是他失去创作力后，在人民中的声誉却越来越高？

　　李辉：这主要是政府给予的荣誉，不过也源于他对社会的影响，当他能够思考和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多少都会委婉、含蓄地表达一些个人的观点，这一点在这个时代是很难得的。

　　另外，他毕竟是五四时代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作家，冯骥才说当巴金活着时感觉我们还可以触摸到五四时代，巴金走了以后我们感觉能够触摸到这个时代的人再也没有了。

　　我们大部分人处于中间，而巴金是这个中间层面上比较高境界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巴金的《家》、《春》、《秋》到《随想录》，这中间是否存在一个太长的断层？

　　李辉：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断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和整个社会的断层相一致。

　　巴金年轻时候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过苏联的，反列宁的，这是他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当时他必须写一些御用作品(以自保)。

　　中国新闻周刊：断层期间他如何释放自己的写作热情？

　　李辉：断层期间他也还是在不断写作，他是少有的几个当时还是被官方肯定，封为“人民艺术家”的人。

　　他曾经到过朝鲜战场，遵命文学还是写得比较好的，但是巴金后来又反思，再看那些年写的东西，觉得都不是自己的话，说的是人云亦云的东西，所以他基本上是否定了自己这个时期的创作，特别是自己所写的一些应景文章和批判文字。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旁观者，你觉得这是巴金的缺点吗？

　　李辉：这很难说是一个缺点。

　　当然你会说当时应该拍案而起，但人是不能够脱离时代的，去做英雄就义的人毕竟是少的，同样完全出卖灵魂的人也是少的，我们大部分人处于中间，而巴金是这个中间层面上处于比较高境界的人，因为他毕竟没有出卖人，没有害人。

　　在我交往的文化老人当中，很多人都会有比较多的敌人，或者有很多的非议，包括沈从文，萧乾，惟独巴金，我很少听到有人对他有非议。就做人来讲，他是一个不能够说完美，但是至少是一个比较少的因为私人恩怨而让人感觉到厌恶或者是看不起的人。

　　他总是和时代脉搏相连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巴金的时代价值？

　　李辉：从文学的成就上，当然鲁迅、沈从文，包括曹禺，都要超过巴金。但从综合的文化贡献来讲，巴金的地位也是别人无可取代的。

　　后者包括文学作品的影响，也包括对社会的影响。巴金生活的时间跨度大，他能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比如早年的《家》、《春》、《秋》三部曲，他是以文学作品影响社会；到《随想录》时，他则是以文学随笔、政论对社会产生影响，所以如果说巴金是“与时俱进”的话，可以理解为他总是和时代脉搏相连。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巴金能够影响几代人？

　　李辉：那就看中国时代的变化。网络的时代和玩游戏机的时代，变化太大了。

　　文学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哪些东西能够真正留下来，都很难说。而巴金至少作为文化意识的一种存在，永远会是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出版家所关注的对象。

　　中国新闻周刊：巴金去世了。作为一个研究巴金的作者，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辉：1996年我得知巴金把自己在文革中写的“交待”包好锁在了抽屉里。我问巴老能不能够把“交待”整理出来发表，巴金说我不敢看，我说整理出来可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他说等我死了以后再发表；第二年我又提出来，巴金说我考虑考虑看；第三年，我到上海连续三天都去看他，问巴老你想好了吗？巴老说你的性格怎么比我还急。

　　但之后他就切管躺在床上，这个事情从此耽搁下来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